关键词： 美国加州政府   公立高等教育   行政治理  

摘要： 在私立高等院校云集的美国,加州的公立高等教育却一枝独秀,造就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奇迹,而其特有的自治与协调相结合的行政治理模式是其成功的核心与关键,树立了公立高等教育行政治理的典范。面对公立性与自主性的两难抉择,加州创造性的引入公立性的协调机构——加州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居中协调。州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在宏观政策上予以指导;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董事会作为高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宪法赋予的自治权,直接管辖各高等院校的各项事务;加州协调委员会则引导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高等院校均衡分布、合理竞争,促进加州高等教育整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文章在对加州公立高等教育行政治理时代背景、历史脉络以及现状进行详细剖析的基础上,着重阐释了加州公立高等教育行政治理的组织与人员构成、治理内容与目的以及方式方法。在文章最后,提炼加州公立高等教育行政治理模式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推进我国公立高等教育行政治理的科学化发展,进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生态文明   行政执法   贵州经验  

摘要： 生态文明行政执法的完善,既离不开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总体性制度供给,更需要地方层面的积极探索。贵州生态文明行政执法既有从点执法到面执法、从松执法到严执法、从单一执法到联合执法与公众参与等亮点,又存在行政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文明和不透明等难点,亟需把握健全执法体制、强化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和完善执法监督等重点。

关键词： 行政法学   公共行政   经济转型期   服务型政府  

摘要： 我国的公共行政在当前新形势下,问题逐步被纠正,参与主体、角色职能和行为方式也都相继发生了变化。本文主要分析了其间各种变化,并就其对行政法学产生的影响做了探讨。

关键词： 政策执行   行政性执行   政治性执行   冲突   压力  

摘要： 作为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治理的转型对公共政策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有效地执行政策,转变政策执行的思维和模式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是两种常见的性质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本研究以Matland的模糊—冲突模型和基层官僚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在华中地区A县近半年的田野调查,基于A县执行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和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的案例分析,采用政策执行的“机制—行为”分析框架,来探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政策执行受到当代国家治理因素的影响,政治官僚制构成了政策执行的组织基础,压力型体制是政策执行的府际关系特征,常规式治理和运动式治理构成了政策执行的治理机制。政策问题的冲突性和政策的模糊性是分析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逻辑起点。执行机制是影响执行者执行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关键决定因素,执行者的行为是执行机制和个人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执行者进行了三类划分:行政官僚、管理官僚、基层官僚,分别探讨了三类执行者在不同机制下的行为表现。研究发现,两种模式在执行机制、权力基础、运行原则、运行特点、关键因素五个主要方面存在着区别,其中执行机制的差异是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分析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基础上,本研究建构了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该模型包括了影响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因素、政策特性、政策特性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的两种模式、两种模式的转化五种要素。与其他模型不同之处在于,该模型着重对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的产生机理进行探讨。在政策特性区分政策执行模式的解释中,政策问题给政府带来的压力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政策问题的低冲突性和政策的低模糊性导致了政策的行政性执行,政策依靠常规性机制而得到执行。政策问题的高冲突性和政策的低模糊性导致了政策的政治性执行,政策依靠强制性机制而得到执行。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本研究基于中国官僚制背景下探讨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不仅是对西方理论基于中国场景的探讨,更是对当代中国政策执行实践的研究。研究发现,行政性执行与官僚制水平紧密相关;政治性执行虽然有着它积极的意义,但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行政性执行还是政治性执行,政策执行过程中人治因素的作用凸显;公共政策执行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公共行政问题;政策执行模式选择的背后是政府基于政策执行与合法性关联度的考虑。研究最后明晰了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对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对两种政策执行模式进行了中西对比分析,并指出可以从提升政策执行的技术手段、建构政策执行的政治途径、彰显政策执行的伦理价值来优化我国的政策执行模式。

摘要：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成立于1930年,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是引领公共行政科学发展的国际学术组织,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寻求发展理论指导的重要智库。其宗旨是促进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力求

关键词： 公共服务理论   行政法学   转型   发展   方向  

摘要： 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以及相关法律的一门学科,其主要的理论支点是公共服务理论,从公共服务理论角度研究行政法学的转型发展,并为行政法学的转变提供了转变的方向。

关键词： 长吉图区域   行政生态环境   对策  

摘要： 随着区域合作成为我国发展的大趋势,国内出现了“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和京津冀区域等诸多区域合作的发展典范。全国各省份为了打破经济发展僵局也纷纷地加入区域合作大浪潮之中。其中,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作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而生,并承担着国家推进东北亚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责任,长吉图区域合作已成为吉林省政府重点推行的国家级战略部署。重要战略地位决定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成为研究领域的关注对象,许多学者从经济学、产业学等角度展开研究,而忽视了长吉图区域行政生态环境对其区域协作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推动长吉图区域深入合作进程,研究区域行政生态环境对区域行政系统影响有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理论的视角入手,对长吉图区域中行政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文除绪论以外,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行政生态环境问题的概念,正确把握行政生态问题实质,并引入里格斯行政生态环境五个要素,结合国内学者研究归纳出行政生态环境四大要素作为论文主要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行政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长吉图区域合作中行政生态环境现状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进行论述,并针对长吉图区域中存在的行政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如下总结:问题一是行政生态经济环境方面区域产业体系难构建;问题二是行政生态政治环境方面区域协同合作管理机构难设置;问题三是行政生态文化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难以融合;问题四是行政生态自然环境方面浪费严重,破坏成多样性。此外,在现状和问题基础上进行具体的问题分析。第三部分,在前面部分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长吉图区域合作中行政生态环境问题分析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区域合作实例并借鉴成功经验,提出了改善长吉图区域合作中行政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公共行政   价值取向   效率   公平   公共性  

摘要： 公共行政一直是“公域”生活的焦点,影响着公众生活福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快速变化,公共行政所面临的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既加重了对公共行政的依赖,又消减着对公共行政的信心。公共行政的过程与结果直接影响着其合法性和有效性,而真正影响行政过程与效果的又是公共行政活动的价值前提。在公共行政中,“效率”与“公平”是最常见的两种核心价值取向,在处理公共事务中都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必要的选择,但是,二者更多时候是以对立的矛盾形态出现的,自然也指向了截然不同的逻辑结果。基于此,本文要探讨的是：对于公共行政有着重要影响的价值选择的效率与公平应该做如何排序和取舍。这需要梳理不同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辨别来自各方的意见,主要包括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以及新公共服务四个阶段。此外,还需要从公民行动逻辑和政府治理模式进行观察。效率和公平之争的形式是多样的,与多组对立观念相关,涉及到政策参与、结果分配等重要内容,从多个层面的理解与认识也有助于更准确地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述内容的具体分析和评述,得出公平较效率更为重要。最后,在公共行政中,要做价值与价值观的区分,理解效率与公平何时对立、何时统一,并以公平为第一支点进行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构建。

关键词： 行政诉讼法修订   依法行政   行政简易程序  

摘要： 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中国行政机关及行政纠纷解决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特点。孔子有句名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代表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无讼”观念,他们不愿意起诉,对诉讼有着很勉强的态度。儒家的伦理道德让人民尊重“父母官”,使他们认为官贵民贱,因此老百姓很少对官员的违法行为起诉。清末时中国法律开始转型,进行修律,引入西方的法律体系。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中,拟订关于行政诉讼机构的法律草案,1906年开始设立新政审判院,但是遇到督查院御史的强烈抗议。1911年10月,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所有的法律规划未及半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了人民的诉权:“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民国北洋政府1914年公布了关于建设平政院的规定。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诞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他们通过建国初期颁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废除了国民党制定的法律。共产党准备按照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将法律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用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治理国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到1976年),完全没有立法的倡议,也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直到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才开始修改与废除以前的法律,依照新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进行立法。新的领导集体将经济发展摆在首位。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及和谐社会,他们开始更加重视法律。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论文第二部分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情况进行分析,将之前和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进行比较。《行政诉讼法》在中国已经公布施行20多年。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出修改,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5月1日起生效。作为首先要澄清的问题,需要提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地位。共产党不属于国家机关,因而其行为不可争辩。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是非常多的。老百姓无法直接对共产党的行为起诉,法院也只能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立案。在最近发表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习近平主席表达了他对“党大还是法大”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他提倡依法行政。总而言之,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被当成良好治国的标准。中国法学界对行政诉讼制度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已经进行了大量认真的分析与研究,讨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首先,行政诉讼法制定的目的就遭到了很多批评和质疑,以前在第1条特别强调了要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同时弱化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目的。鉴于法学家的批评和建议,立法机关在修订法律时将立法目的中的“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取权”删除了。现在的法律更强调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这一目的。其次,法学界认为《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类型都不足。原《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前7项列举了法院应当受理的行政争议类型;第12条列举了法院不能受理的案件类型。法学家们普遍认为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不合理,原因在于不论规定了多少事项,总会遗漏,这样的列举不仅会增添法院的麻烦,还使大多数原告因为不在规定类型之列而无法受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此外,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受案范围,但抽象行政行为数量远比具体行政行为多得多。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不受理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法官不得不拒绝大量案件。而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的重头戏就是扩大受案范围。立法委仍旧采用了列举方式,且受案范围按照新的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变。另外,立法委还补充增加了一些重要的规定,比如调解制度与简易程序制度。从总体上看,行政诉讼现在呈现所谓的“三难,一低,一高”的状态。“三难”是指立案难、审理难与执行难,“一低”即行政案件的受理数量低,“一高”即原告的撤诉率高。新《行政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有一些例外,比如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为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与和谐社会这一目标,适用调解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8年发布了所谓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虽然当时的《行政诉讼法》不准适用调解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但是在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开始用调解来解决行政冲突和争议。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第82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遭受行政机关的轻微侵害的时候,他们再也不需要考虑起诉的成本,还可以使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相比

关键词： 司法行政工作   司法行政事业   司法行政机关   社区矫正制度   基层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工作   四个全面  

摘要： "四个全面"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兴国理念的核心和精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完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和遵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旗帜和方向。作为具有服务性、基础性、治本性、前瞻性特点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四个全面"谋规划、布篇章、行实践、搞创新,积极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