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案情回顾一、违法事实同心河是嘉陵江三级支流的小流域，发源于四川省射洪市，流经四川省大英县后注入嘉陵江二级支流郪江。2021年11月下旬，同心河流域出现总磷等多项指标严重超标。二、办案过程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英县检察院)经研判认为受污染流域涉及射洪、大英两地，遂上报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遂宁市检察院)。遂宁市检察院启动跨区划一体化办案机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办案组，射洪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射洪市检察院)、大英县检察院分别于2022年2月17日和3月2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摘要： 为推进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实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之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者实施更为严格的赔偿制度。此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应运而生，这不仅标志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进入新的阶段，为实现“环境有价，损害担责”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关键词： 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   完善路径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整合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权是必由之路,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环境执法体制中的多头执法和多层执法弊端,为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提供了新方向。但是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尚且处于起步发展的状态,仍然存在执法力量不足、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执法权受限、执法法律体系不健全、执法范围界定不清晰、执法效能不高等诸多问题。今后,我国应当尝试强化队伍管理,补齐执法力量,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效能,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才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行稳致远的有益实践。

摘要： 杭环发〔2023〕64号局机关各处室、各分局、执法队:现将《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本办法自2023年10月28日起施行。2023年9月27日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第一条为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包容审慎监管,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关键词： 磋商制度   环境公共利益   协商行政   损害赔偿   磋商程序  

摘要： 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伴生着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在我国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适时而生。磋商制度从实施之初即存在争议,引起环境法学者的高度关注,磋商制度的法律性质存疑。磋商制度完善关系到防止损害扩大、修复生态环境目的之达成,从非诉角度也有利于节约我国司法资源、提升环境治理效能。本文使用文献分析法以磋商制度基础要素、索赔权权源、目的等角度为切入,厘清磋商法律性质,将其定性为协商性行政行为。磋商协议符合行政契约的构成要件,磋商协议应为行政契约;使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检索相关规范以及实践案例,分析不同层面磋商规范以及磋商案例,磋商规范存在法律化程度不高,规范不一的问题,磋商程序设计、执行保障有待完善。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协商行政为视角,磋商制度在协商行政的框架内,可通过以下方式完善:推进磋商制度的法律化;明确赔偿权利人,扩大赔偿义务人范围,纳入间接责任人主体,改善第三人参与方式,明确第三人参与效力;扩大磋商制度适用范围,摆脱“严重性”和“事后性”限制,制定宽于刑事司法解释的适用标准;磋商启动以查清损害事实、确定赔偿义务人为合适时机,规定磋商次数不高于三次,同时具体规定磋商的期限,增加客观上磋商不成为磋商终结情形;以协商行政和行政契约为基础,同时考虑修复效率,建议以代履行和申请强制执行的方式保障磋商协议的执行;加强对赔偿权利人行使权力的监管,对磋商全过程进行监督、完善磋商信息公开制度;磋商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借鉴美国的告知制度,磋商前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未告知赔偿权利人,不得提起诉讼,磋商启动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院不再受理。磋商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应建立“先赔后罚”机制。上述完善对策,以协商行政为基石,贯彻“损害担责”原则,实现环境救济目的。

摘要：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对《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草案)》《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为保障亚运会、亚残运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适用时间的解释(草案)》以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

摘要： ZJDC64-2023-0008绍市环发〔2023〕40号各区、县（市）生态环境分局，市局各处室、直属单位：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72号）的要求，我局对近年来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其中，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31件，停止执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4件。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   行政执法权   行政机关索赔权   适用关系  

摘要： 生态环境损害不同于传统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是指生态环境本身受到的损害。多年来,我国环境法治面临着“立法不足、执法不力、司法无力”的问题,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进行法治转型与制度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通过对行政机关进行新的赋权(索赔权)和增能(行政磋商机制),实现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的填补与救济。梳理我国法律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我国传统环境行政执法手段内容交叉重叠,在此意义上,某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能会同时落入两种制度的规制范畴,进而在二者之间形成适用“冲突”。根据行政法治原理,行政职权具有不可处分性,行政主体不得自由处分其行政职权,必须依法行使。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跳过其行政执法手段直接提起索赔诉讼的情形,这扰乱了我国法秩序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理分工。因此,有必要对生态环境损害中行政机关执法权与索赔权的适用关系进行完善。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场域,导致行政机关执法权与索赔权适用关系冲突的原因有三:一是,行政机关索赔权的法律性质不明确。我国立法者倾向于在私法框架内解读这种索赔权,将磋商和诉讼理解为实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私权)的制度工具。我国学者亦开启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形成了政府索赔权私权说、公权说以及“混合性质说”三种观点。二是,对域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理解上的偏差影响该制度的借鉴效果。三是,在我国现行制度框架中,缺乏协调行政机关执法权与索赔权适用关系的法律规范。为了周延地解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问题,基于我国《宪法》“国家目标条款”而形成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作为行政机关索赔的请求权基础更为适宜。为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披着民事诉讼“外衣”的“执法诉讼”,损害赔偿磋商则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公法目标,进而采用民事私法领域的平等协商方式进行的协商性行政行为。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场域,除了传统行政执法手段、行政磋商机制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还有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已形成了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公法救济模式和以审判权为主导的私法救济模式。公、私法救济机制均存在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单独依赖或偏好某类救济模式不能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周延应对。因此,公、私法协作治理生态环境成为必然选择,并且形成一种“递进制约”关系更为适宜。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中,公、私法救济机制之间的“递进制约”关系之后,有必要在公私法融合视角下,运用法秩序统一原理和系统性思维,厘清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强制、行政磋商)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间的适用关系,以此避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制度之间发生断裂。行政机关因为专业性、主动性特点而在实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其主导的传统行政执法手段、行政磋商机制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当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尽管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行政执法的延伸,然而其填补与救济生态环境需要借助司法手段。因此,结合“行政执法优先”的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可行性,我国应当确立“行政执法优先、司法赔偿兜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明确行政机关索赔权的适用范围,并将“穷尽行政执法手段”作为其前置条件。同时,为了防止出现行政机关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环境规制不力现象,应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促使其依法履行职责。

关键词： 生态修复制度   行政机关   角色定位   义务人  

摘要： 我国的生态修复制度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其制度内容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丰富,但却未在内部构建起具有统一价值理念的体系结构,其相关问题直接体现于行政机关在生态修复制度的角色定位之中。认识行政机关在生态修复制度中的角色定位应以生态修复制度本身作为研究起点,基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公共性,“生态修复责任”作为嫁接生态环境损害与生态修复两者并使其成为一个制度整体的关键,其对行政机关的生态修复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相关单行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行政机关本身的行政权力来看,行政机关在生态修复制度中具有多重性的角色定位,由义务人、责任人到监管者、私权利人,再到最后的公权力人,身份繁多与角色定位混乱将容易导致行政机关生态环境的职责缺位、生态修复制度碎片化以及受损生态失时修复等问题的出现。而固化与统一行政机关在生态修复中的角色定位,将其认定为生态修复制度中的义务人,将是破解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行政机关在生态修复制度中作为义务人,是严格遵循环境质量目标主义环境法的具体体现。这种优化思路在目前生态修复制度的内部嫁接以及环境法理念的外部革新中都能得到充分理论支持,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实施障碍。通过完善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定专门的生态修复法、加强对行政机关生态环境职责的监督等多种途径,便能不断推进固化行政机关作为生态修复制度义务人该思路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