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ZJDC64-2023-0008绍市环发〔2023〕40号各区、县（市）生态环境分局，市局各处室、直属单位：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72号）的要求，我局对近年来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其中，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31件，停止执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4件。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

关键词： 自动化行政   非现场执法   自动监测数据   证据审核  

摘要： 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在行政治理领域的渗透,自动化行政的嵌入为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注入新势能,其高效、便捷等优越性也不断凸显,依托科技手段进一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必将成为未来环境执法的主要手段。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1条为非现场执法提供法律正当性,同年《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见》的颁布也对非现场执法方式在生态环境监管应用做出概括性规定。尽管我国自动化行政发展进程较快,非现场执法已具有较多的执法实践,但囿于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实践时间较短,使其具有新生性、复杂性、技术性特征,因此,为确保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的良性运作,如何对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进行风险规制,使其在执法程序、电子证据、算法技术、责任主体等方面规范明晰,成为进一步使用非现场执法手段服务于生态环境监管、保护绿水青山的先决条件。 本文立足于2021年《行政处罚法》有关电子监控设备和电子证据作为证据使用的具体要求,通过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并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探讨出我国目前在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针对风险提出相应的规制路径。需要从执法程序、电子证据证明力、算法技术以及责任认定等方面着手,提升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的执法效能以实现技术赋能行政执法的目标。

关键词：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政治监督   纪委监委  

摘要： 政治监督是党中央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提出的新论述,是督促全体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性监督。自十九大以来,各级纪委监委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做实做细政治监督,持续净化政治生态。陆续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对政治监督职责等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就如何准确理解政治监督的内涵、外延,政治监督这项工作由谁来牵头开展,采用什么样的监督方式,依据什么样的规定,监督内容和对象是哪些,监督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如何有效提升监督质效,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究,从而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助力。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调研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结合权力监督制约理论等相关基础理论对W县纪委监委履行政治监督职责的情况进行研究。首先,从纪委监委、政治监督等相关概念出发,阐述了纪委监委的主要职责及政治监督的具体构成要素。其次,从主体建设情况、监督对象情况、政治监督内容、政治监督流程、政治监督实践五方面分析了W县纪委监委履行政治监督职责现状,主体建设情况主要涉及组织机构情况及政治监督相关部门职责,监督对象情况主要涉及监督对象范围,政治监督内容主要涉及“两个维护”、民主集中制等落实情况,政治监督流程为准备工作、开展监督、督促整改、追责问责,政治监督实践主要包括围绕重点领域开展监督、不断夯实监督基础工作、积极开展自身建设工作。再次,通过对W县纪委监委政治监督工作现状的分析查找出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其中问题包括监督方法较单一、发现问题不精准,职责分工不明确、配合协作不畅通,监督力量不充足、专业能力待提升,压力传导不到位、整改落实效果差等,原因主要包括干部思想认识有偏差,监督方式方法不贯通,内外部协同机制不健全,队伍建设和激励机制不完善,落实“后半篇文章”不到位等五方面原因。最后,在深入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探求完善W县纪委监委政治监督的有效路径,从树立正确监督理念、科学谋篇布局,灵活运用监督方法、有效发现问题,健全完善协同机制、共享联动成果,加强监督队伍建设、出台激励机制,做好“后半篇文章”、提升监督质效等五方面提出完善措施,以期为基层纪委监委提升政治监督质效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对《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草案)》《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为保障亚运会、亚残运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适用时间的解释(草案)》以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

关键词： 森林生态银行政策   自然资源指标交易   演化博弈   演化稳定策略  

摘要： 森林生态银行政策作为自然资源指标交易具体实践之一,其本质是一种市场化工具,随着生态治理的深入,成为生态资源丰富的“经济低洼”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方法。然而,在森林生态银行政策持续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各利益主体诉求存在差异,从而产生复杂的博弈现象,使得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因此,依据现实情况模拟博弈的动态过程,通过数值预测分析影响因素对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针对性地解决政府角色选择与企业参与问题,从而使政策实际效果符合预期。本研究以南平市为例,构建两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别为:地方政府、企业与农户;地方政府与不同规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森林生态银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演化稳定策略(ESS)。研究结论如下: (1)在不同条件下,以政府和不同规模公司为主体的演化博弈系统存在三种稳定策略,以政府、公司和农户为主体的演化博弈系统存在四种稳定策略。通过比较两组模型的发现,政府同样居于主导地位,其不同的态度,影响政策的落实,严格的政府角色通过高强度的政府监管行为,激发企业参与FEB政策的积极性,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严苛的监管行为对于公司“参与”行为的影响减弱,反之,宽松的政府角色使得各公司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反而获得更高的生态环境效益。 (2)限制性因素对参与者战略选择的边际影响大于激励性因素,因此为达成理想稳定策略,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政策奖励与行政处罚存在门槛效应,均有明显阈值,因而政府应将其作为必要辅助手段,不能过分依赖,同时注意培育外部市场,碳汇收入成为三方策略转变的重要驱动力。 (3)依据两组森林生态银行政策执行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最优演化稳定策略达成的条件,建构利益协调机制,政府作为政策执行的关键中枢,基于政策发育的不同阶段,采纳灵活多变的监管方式,不断调整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产生作用的配比,调动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各主体参与和政策执行的积极性,是森林生态银行政策持续运转的关键。

摘要： 晋市审管发〔2022〕36号各县（市、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环评编制单位：现将《晋城市生态环境审批服务领域支持市场主体倍增工作措施》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2022年6月9日（此件公开发布）晋城市生态环境审批服务领域支持市场主体倍增工作措施

摘要： 本文主要以日本《法学教室》第504号之《第208届国会主要通过的法律》、同杂志第507号之《行政法判例动向》、《公法研究》83号之《学界展望》及《法律时报》第1 184号之《学界回顾》为主要参考对象,以2022年度（2021年10月以降）日本行政法立法状况及主要研究成果为内容,为读者了解日本行政法问题意识、研究方向提供参考。[1]出于篇幅和服务于比较法研究的立足点,

关键词： 网络炒信   电子商务   行政治理  

摘要： 从线上购物、外卖平台到网络打车的普及,网络交易已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网络信息的不对称性、网络交易的匿名性、跨区域性,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弱势一方,而能为买家提供交易信心的信用评价机制日益成为网络购物的重要衡量标准,并直接关系到卖家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电商信用评价机制被某些不法分子恶意扭曲,使得“炒信”逐步演变成电商行业的“潜规则”,零星网络炒信已发展为如今的规模化产业链。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炒信的行为方式逐渐多样化、手段不断升级。虽主张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也将发展得更加迅速,风险可能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针对网络炒信行为的刑事制裁、私法治理弊端逐渐凸显,需在行政法视角下对网络炒信行为展开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一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网络炒信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网络炒信进行了归纳。其次,对网络炒信的动因与弊害进行了探究,从切断动因与减少损害两个方面为治理路径的完善提供借鉴。第二部分则探讨了采取行政治理的原由。刑法治理存在谦抑性、函摄不足与类推解释风险等局限,私法自治存在侵权难以认定、维权难度高、激励困境等不足,相比之下,行政治理在专业、信息、效率、形塑一般性规则的功能等方面存在比较优势。第三部分是对网络炒信的行政治理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了网络炒信行政治理具有行为界定不清,打击范围不明确、执法体制不明确,部门协作不足、缺乏程序性制约与长效治理机制,以及存在对硬法治理过分依赖,网络平台权责不清等问题。第四部分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对网络炒信行政治理路径的完善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一是要完善网络炒信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细化法律规范的内容,完善治理范围与治理程序,增加法律文件的强制力,提高立法层级等;二是要健全网络炒信的行政执法体制,提高各部门的分工配合与协作能力;三是要构建多元化的行政治理机制,充分运用行政授权、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协议等方式调动各社会主体,形成治理合力;第四是创新治理形式,充分运用信用工具,发挥信用工具在“信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生态环境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透明执法   知情权  

摘要：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是坚持行政执法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体现,是保障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合理性、民主性的制度创新之举。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切实保障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落实,不仅有利于约束生态环境部门等行政机关的越权、滥权行为,还能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是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发展的关键助力。但是当前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存在制度设计过于粗漏,上位制度研究不全面,法律依据层级不高,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不够重视等问题。通过对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梳理,理清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以及该制度内部不同概念和环节之间的界限,在完善该制度的同时丰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内容。本文通过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环境信息公开等概念的研究,确定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的概念,进而归纳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特点,阐释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特殊性。明晰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严格执法等方面的功能和优势。但现有政策支撑不足、试点情况不乐观、各地区制度发展进程较缓的现实情况,突出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在主体、内容、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解决公示权力的归属争议,并根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特征确定专有的公示程序和救济措施,力求全面系统、精准有力的扫清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发展的障碍。

摘要： 为贯彻国家和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有关工作部署，加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林业执法工作领域的协作配合，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和安徽省林业局联合制定了《安徽省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与林业行政执法协作暂行办法》。2023年11月3日，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并通过官网对外发布了《安徽省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与林业行政执法协作暂行办法》，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