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公共行政学   理论危机   本土化   世界化  

摘要： 公共行政学在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行政学理论在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危机，需要实现新的突破。中国公共行政学演进逻辑大致经历了从借鉴西方到本土化探索再到走向世界化的过程。我们应坚持文化自信，走本土化发展道路，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立足国际国内双重视角的实际情况推进公共行政学世界化演进。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   环境行政命令   环境行政处罚   司法救济  

摘要： 面对我国日益加剧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断探索生态环境损害救济途径。在行政领域则往往偏向于运用环境行政处罚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救济,而忽略了环境行政命令的重要作用。环境行政命令在2010年中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中正式被明确,但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其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中仍然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与环境行政处罚混淆,对环境行政命令内容和如何适用的程序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连违法的环境行政命令是否可以寻求行政救济也是认定不一。因此,为防止“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亟需对环境行政命令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提出完善建议,从而发挥环境行政命令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行政命令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梳理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的基础概论。其一,对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救济的概念阐释。其二,对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救济的理论基础进行探究。其三,探讨环境行政命令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救济的必要性。其四,将环境行政命令与其他救济途径对比分析优劣势,方便后文环境行政命令与其他救济方式的区分与联动。第二部分,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救济的现状。其一,对环境行政命令的法律规范进行梳理,发现没有行政命令和环境行政命令的专门立法,有关环境行政命令的规定散落在《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单行立法中,且具体表现形式也不统一,整体体现为散乱化。其二,通过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检索环境行政命令的案件,探寻环境行政命令适用的实践现状。第三部分,通过对立法现状和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命令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为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界定与衔接混乱、环境行政命令的实体内容不明确、环境行政命令的适用程序缺失、环境行政命令的救济途径模糊以及环境行政命令未与司法救济手段形成有效的联动。第四部分,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救济的建议。其一,厘清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的关系。应当以实质标准作为两者区分的核心,形式标准作为补充,立法明确原则上环境行政命令作为环境行政处罚的前置适用。其二,规范环境行政命令的实体内容。首先,在规范环境行政命令的具体表现形式上,短期目标是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重新修正,将环境行政命令分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类”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类”;长期目标是将“责令”二字作为环境行政命令专有的表现形式。其次,在明确环境行政命令的执行内容方面,明确“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类”环境行政命令具有可执行性;“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类”环境行政命令应当明确改正方式、改正期限等具体内容。其三,健全环境行政命令的程序机制。首先,要明确环境行政命令适用陈述、申辩的程序;其次,“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类”环境行政命令原则上不适用听证程序,“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类”环境行政命令原则上适用听证程序。最后,构建《环境行政命令程序实施办法》来对环境行政命令的适用程序进行整体规划。其四,明确环境行政命令的救济途径。首先,要明确环境行政命令的可复议性。建议环境行政命令复议前置且只能向上一级环境行政机关复议。其次,明确环境行政命令的可诉性。最后,明确环境行政命令的可赔偿性和赔偿范围。其五,建构环境行政命令与司法救济模式的联动。首先,环境行政命令优先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只有在生态环境损害认定复杂、耗时长或者生态环境不能修复只能进行赔偿时优先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赔偿。其次,注重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对环境行政命令进行实质性审查。最后,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兜底性司法救济途径。

摘要： 齐政办发〔2022〕28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齐齐哈尔市嫩江流域跨行政区界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22年7月29日齐齐哈尔市嫩江流域跨行政区界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试行）第一条为加强嫩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管理，保证河流水体承载功能，保障完成水质考核约束性指标，严格落实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和所管辖水体的环境质量负责的法定职责和河长制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关键词： 《行政科学论坛》  

关键词： 基层行政事业单位   预算管理   科学化   精细化  

摘要： 文章以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科学化和精细化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内容进行了介绍分析,随后探讨了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应对策略,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 WHCR-2022-0030009威发改发〔2022〕 240号各区市发展改革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行政审批服务局、人防办、国资监管机构,国家级开发区、综保区、南海新区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村、海洋发展、行政审批服务、人防、国资主管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文登、荣成、乳山分中心:

关键词： 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协同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摘要：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2018年以来国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囿于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环境行政部门长期存在职能交叉、分散等问题,多个部门负有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职责,从而导致生态环境领域出现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现象。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全面推进,通过对执法权的重新配置,分散在多个部门之间的生态环境执法职能被有效整合到一个独立的综合执法机构,由机构内综合执法队伍统一实施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一系列执法事项。由于环境治理问题具有跨区域性和跨部门性的特征,生态环境领域内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要在有效整合执法权的基础上进行跨部门协作和跨区域协同。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却面临着执法协同的各种现实问题。具体言之,首先,部门之间职责交叉重叠,部门执法协同不足;其次,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治理需求与多个行政区域的分割性管辖现实冲突,生态环境治理各自为政;最后,执法协同过程中问责机制的失灵,相关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容易导致协同部门不作为且难以追究其责任的情形出现。针对目前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上述问题,本文分别从部门横向协作、跨区域环境执法和责任追究机制3个方面进行原因剖析,指出部门横向协作不稳定的原因在于部门职责划分不清以及部门联席会议存在不足;跨区域环境执法方面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和统一的执法依据;而缺少执法协同责任规定及责任追究机制的内容不健全是执法协同过程中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的主要原因。本文对长三角区域和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现状进行实证考察,总结了两地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中的主要做法,为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协同机制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最后,本文提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协同机制的完善路径。第一,促进跨部门横向沟通协作。部门协作的前提是职责分工明确,通过制定和调整部门执法事项清单,厘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与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职能边界。同时,确定部门协同执法事项,优化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保证部门间开展高效的执法协同工作。第二,优化跨区域环境执法协同。设立跨区域生态环境统筹协调机构,专门负责协调监督不同区域、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治理问题的执法合作。推进区域标准统一和信息共享,开展跨区域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多种形式的检查活动。第三,健全部门协同责任追究机制。通过完善违反协作义务的责任规定,细化责任追究机制的内容,明确协同执法过程中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和追责程序。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   行政执法   司法救济   衔接困境  

摘要： 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需要妥善处理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生态环境损害不仅会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会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为了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我国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将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作为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两种主要途径。本文所称的行政执法为狭义上的概念,特指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命令、处罚和强制这三种措施来履行保护环境的职责;而司法救济主要指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损害纠纷,进而保护生态环境。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我国虽然对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的衔接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衔接规则的缺失可能导致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适用出现混乱。为了更好地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亟需对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在生态环境损害治理中的适用顺序进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对“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困境和出路”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为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概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及特征、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方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行政执法特指行政机关采用环境行政命令、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这三种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司法救济就是通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来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第三部分为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的反思及衔接的必要性。本部分对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在生态环境损害治理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者衔接的必要性。第四部分是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现状和困境。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角度对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三个衔接困境:一是缺乏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理论依据;二是过分依赖司法救济,忽略行政执法路径;三是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立法规定不完善。第五部分为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域外考察和借鉴。本部分研究了英美法系(以美国为例)和大陆法系(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国家生态环境损害救济途径的衔接规定,在此基础上,认为这三个国家的可借鉴的经验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二是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三是发挥司法救济的补充和监督作用。第六部分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路径。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的衔接困境,需要明确两种救济路径的衔接理论和适用顺序,在此基础上,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救济衔接的法律规定。

关键词： 物流专业化   地区行政治理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Heckman两阶段模型   工具变量法  

摘要：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中国企业出口形势复杂艰难。加之我国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弱化,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减,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资源错配等问题,致使企业出口竞争压力陡增。为探索寻求新的贸易比较优势,可将视角转向物流专业化水平提升层面,结合地区行政治理因素,通过缓解企业出口过程中面临的基础性条件限制和外部环境压力,提升企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此,本文着重研究物流专业化与政府间转移支付、市场化水平、官员工程师背景等地区行政治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中国企业出口增长的有效路径提供思路。首先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搭建理论框架,结合经典贸易理论,选取恰当的控制变量,对复杂多样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并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加入物流专业化与地区行政治理的二维交互项,构建非线性回归模型。其次,在清晰界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物流专业化和地区行政治理变量的内涵和外延基础上,采用区位熵、绝对比值、取对数值等方式,多维度构建衡量指标对变量进行精准度量。接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数据”、“地级市党委书记库”等精准匹配的大样本数据探测物流专业化、地区行政治理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间的经济规律。具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有偏问题;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更好地体现样本总体情况;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以得到一致估计;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对具体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探测。进一步,为探究更多可能的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的所有制、密集型、所在地区异质性以及行业比较优势和生产率比较优势异质性等视角,统计检验物流专业化、地区行政治理对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最后,采用代理变量、平衡面板数据以及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方式,多角度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经过理论分析和统计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按企业所有制、密集型以及地区异质性的分样本检验结果均支持上述结论。第二,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结构正向激励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且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存在显著差异。第三,市场化水平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行政干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激励企业进一步挖掘本地市场要素潜能,减弱企业出口倾向,且物流专业化在市场化水平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物流专业化的提升对具有行业比较优势和生产率比较优势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第四,具有工程师背景的官员主要通过政府治理、政府补贴、资源配置等方式正向激励企业进行出口扩张,并且具有工程师背景的官员倾向于加大投资,进一步提高物流专业化水平促进企业出口,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按企业所有制分类的回归结果仍然支持上述结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物流专业化在实证检验层面的研究,也丰富了地区行政治理因素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对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扩张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也期待为“双循环发展战略”实施中相关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参考。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   行政命令   救济方式  

摘要： 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环境自身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害,为了防止和救济生态环境损害,我国构建了多种救济方式,比如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行政处罚救济以及行政命令救济。区别于其他救济方式,行政命令属于事前救济的范畴,它是在有迹象表明生态环境即将受到损害或者生态环境损害刚发生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作出的一种行政决定,有利于实现对风险和损害的预防及防止损害的扩大,充分发挥了行政机关在救济生态损害过程中的专业性、高效性和灵活性等优势。但在实践中出现了“重司法、轻行政”“重处罚、轻命令”的情况,以及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之间边界模糊等问题,便导致行政命令未能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发挥应有之功能,达到及时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之目的。为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命令救济进行研究。首先,是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救济的基本概述部分。该部分主要从环境行政命令概念界定、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之间的差异性及生态环境行政命令救济与其他救济方式的比较等方面入手,对生态环境行政命令的基本知识进行介绍,同时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优先适用行政命令救济解决生态环境损害的优势。其次,介绍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救济在我国的现状及问题,分别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包括行政命令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其他救济方式衔接存在的问题。再次,对域外使用行政命令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况进行介绍,主要有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希望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完善我国在环境行政命令方面的规定。最后,针对前述出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具体包括厘清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之间的关系、明确环境行政命令的法律程序以及实现行政命令救济与环境司法救济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