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财政透明度   行政首长   政治权威   知情权意识  

摘要： 财政信息反映了政府财政资金利用效率,我们能够从中评估政府财政支出绩效,识别政府不合理的资金浪费,进而倒逼政府提升公共资金利用效率,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在全球大力推进财政透明度建设的浪潮中,我国在2008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开始进行财政透明度建设。笔者根据既有文献和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水平并不高,而且各个地级市财政透明度差异明显。对此笔者发问,为什么我国各个地级市财政透明度建设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什么原因影响着我国地方财政透明度建设?国内关于财政透明度建设的研究,多是规范类或现状评估类研究,部分关注地方财政透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的经验分析,忽视了财政透明度建设的政治维度,无视重要政治行为主体政治能动性的影响;其研究发现难以有效解释地方财政透明度建设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本研究立足国内政治制度现实,以2013-2019年地级市财政透明度数据为基础,有效关联地方行政首长仕途数据、地方公众依申请公开数据,以及相关地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建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行政首长的政治权威和公众知情权意识对地方财政透明度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地方经济与社会变量后,只有地方公众依法维护知情权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地方行政首长的政治权威并不能提升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而且,地方行政首长的政治权威和地方公众依法维护知情权行为之间,缺乏明显的交互作用;表明在地方财政透明度建设的过程中,主要行政首长和公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尚未形成有效的合力。本项研究弥补了国内财政透明领域研究对政治制度因素关怀不足的缺陷,有助于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科学理解财政透明度建设的推动机制。

关键词： 里格斯行政生态学   基层政府   廉政建设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一直是党和政府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基层政府廉政建设事关基层党员干部先进性与廉洁性的保持,事关基层政府部门良好形象的树立。基层政府廉政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良好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基层政府廉政建设与政治生态、行政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发展的系统工程。行政生态源自于里格斯提出的行政生态理论,强调政府依法行政,行使行政管理权,需要有良好的行政生态环境。因此,立足行政生态理论,探讨基层政府廉政建设,将行政生态要素与基层政府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行政生态理论指导基层政府廉政建设,找到基层政府做好廉政建设更有效的路径。在行政生态理论视域下,本文以昌邑市为例,通过对基层政府廉政建设现状的分析,发现基层政府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环境对廉政建设的制约、廉政建设的社会环境有待净化、廉政建设的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廉政建设未形成高效沟通网络、符号系统重叠影响廉政建设等。进而提出行政生态理论视域下基层政府廉政建设的对策,主要是:不断完善行政生态视域下的经济结构,加快推进基层政府廉政建设的社会结构转型,转变政府角色,强化基层政府廉政建设职能,拓宽基层政府廉政建设的沟通渠道,消除符号系统重叠对廉政建设的影响。以期为基层政府廉政建设提供帮助。

摘要： CSCR-2022-26001长环发[2022] 27号各区县（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20]18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环人事[2020] 14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0年版）>的通知》（湘环发[2021] 19号）精神，深入推进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长沙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2年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本文件自2022年6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关键词： 附带行政公益诉讼   证明标准   可行性   制度构建  

摘要： 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可能的新型的复合型制度,其涉及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诉讼制度,较单一诉讼制度更为复杂,是我国未来司法改革应关注的方向。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前我国出台的行政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制度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和打击犯罪。但是,对于一些“刑行交叉”案件单纯的依靠刑事诉讼或者行政公益诉讼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经逐渐趋于完善,为构建刑事附带环境公益诉讼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该制度可以很好的弥补“刑行交叉”类型案件的空白,有效打击犯罪行为人、追究行政机关责任同时也更好的保护了环境法益。文章首先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成果,指出当前构建环境类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就构建中遇到的管辖、程序、受案范围、立法和证明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明确管辖的基本原则,化解管辖冲突、合理划定受案范围和构建专门审判程序等建议,以保证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顺利构建。第一部分为概述部分,指出刑事附带生态环境类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在对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实施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提起刑事诉讼之际,为了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而附带提起的诉讼制度,具有公益性、附属性等特征。指出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领域的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应当遵循程序协调原则、社会利益优先原则和环境保护行政优先原则。第二部分构建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类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明确了构建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契合惩罚犯罪和保护公共利益相结合的最终目的、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重要意义,符合当前司法组织体系、法定监督机关的定性及检察机关独立性要求,得出制度的构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部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类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构建。明确普通行政公益诉讼适用的诉前程序在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中同样适用,并指出其在救济途径、平衡司法权和行政权、节约司法资源方面的重要意义。分别阐述了诉讼前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和行政机关未履行职责应当怎样处理,诉讼过程中是否使用调解和和解。第四部分主要针对在构建生态环境领域内刑事附带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可能遇到问题进行分析,如管辖冲突、立法问题、审判程序和案件的受理范围,尤其是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更应该值得注意。第五部分主要针对第四部分的问题提出措施,明确管辖的基本原则,化解管辖冲突、多领域进行立法和明确附带行政公益诉讼部分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方式推动刑事附带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 教育督导   行政行为   教育治理   平衡理念   权利义务关系  

摘要： 在我国,教育督导是政府一项重要的教育行政活动,也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督导工作在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教育督导暂行规定》,教育督导在法治化道路上不断推进,2012年国务院发布《教育督导条例》,202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学界对教育督导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但是研究领域一直有所局限,以教育学、管理学为主,内容限于对教育督导机构职能、教育督导队伍建设、教育督导结果运用等实践问题的研究。教育督导作为一项教育行政活动,学界对此缺乏行政法学领域的研究,对教育督导的法理基础、法律性质、分类效力、行为实施、监督救济等法律问题研究比较粗浅,尚未形成完善的教育督导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明确教育督导的基本理论对研究教育督导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实用沿革的历史脉络下,我国教育督导是指实施教育督导的主体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对教育教学方面进行的督政、督学、评估监测活动。与行政指导、行政监督、行政督导、行政评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有独立的内涵和外延。基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遵循,部门行政法发展的推动性要求,客观实践困境的前提性厘清需要,教育督导应当以教育善治为价值判断标准,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个人利益;以平衡理念为分析指引,在制约权力的基础上保障公民的权利,丰富教育督导的理论。教育督导的法律性质是教育督导行为的核心内容。教育督导具有行政行为的基本属性,其主体是教育督导机构,对象是政府和学校,内容包括督政、督学、评估监测。在语义重构之后的权力强制性概念下,教育督导的权力强制性具有二元性,其中督政具有权力强制性,督学和评估监测兼具权力强制性和非权力强制性。教育督导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单一法律效果论不足以支撑,其法律效果应当多元分类探讨,其中对政府的督导行为、对学校的不具有权力强制性的督导行为包括不具有权力强制性的督学行为和监测行为不具备对外法律效果,对学校的具有权力强制性的督导行为包括权力强制性督学行为和评估行为具有对外的法律效果。教育督导的分类应当遵循逻辑规则。除一般性的分类规则之外,教育督导结合自身的典型特点,以面向司法为分类目的,根据教育督导的性质以及内部行政法理论的判断,教育督导可以按照内外活动为标准,划分为内部性督导行为和外部性督导行为。教育督导行为的效力判定应当分类,内部督导行为具有公定力、不可变更力、执行力,外部教育督导行为中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效力包括公定力、不可变更力、不可争力、执行力,不具有法律效果的外部教育督导具有公定力、不可变更力。教育督导行为应当在实体原则和程序原则的指导下实施。其中实体性原则包括督导法定原则、权责统一原则、比例原则、专业性原则,程序性原则包括公开原则、公平原则、参与原则。原则对实施具有基础指引性作用,在原则的指导下,教育督导行为实施时应当明确功能一体化的认知,扭转单一功能的认知,进一步推进功能一体化的推进。基于教育公平和行政效率的考虑,从统一教育督导实施机构的地位,制定教育督导评判标准,规范强化结果运用体系三个维度构建标准统一的运行机制。从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程序、规范第三方参与机制两方面建立多元主体共治的参与模式。教育督导行为的监督救济制度从行政自制、司法审查、社会监督三个维度展开。教育督导行为的行政自制包括建立内部责任追究机制、加强行政伦理的培养。教育督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对督学的司法审查以规范办学行为的督导为例,应从程序性审查和适度的实体审查进行,对评估监测的司法审查以高等教育的评估为例,应当立足于对高度专业性行政行为的司法尊重和合作治理行政行为中以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保障为目标的原则进行审查。教育督导的社会监督具有其内在逻辑必要性,应当完善社会监督立法规范、畅通监督渠道。

关键词： 益阳市   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   执法体制  

摘要： 十八大以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等违法问题越来越严重,违法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实效越来越不明显,环境问题凸显,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工作中不依法办事,执法不严,打擦边球,多头执法等问题未能有效根治,已经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施行初衷,损害了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的形象,也较大程度的使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平受到了影响。同时,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工作实践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体制机制性弊端和阻碍,也就是地方党委政府为了经济、政治等利益,往往会通过人事、财政等手段,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垂直管理,毫无疑问的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具有战略意义。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垂管体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权整合,收归市生态环境局,人、财、物由市生态环境局统管,县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成为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在市生态环境局的指导下,由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市局派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统一行使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创举。 益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垂直管理的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厘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地方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职权职责,规避地方的不当干预,提升执法的实效,但是,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垂管体制自身的弊端,以及改革中体制机制的设计缺陷和实践障碍等,益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仍然还是不得不面临地方政府变相干预、主体资格缺失、职能交叉、监督缺失等问题。虽然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垂管体制不是最优化的改革方案,但是就当下来说,又是一项不得不采用的举措。所以,为了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益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垂管改革仍然需以科层制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健全完善,加强队伍建设,厘清职能权责,妥善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进一步摆脱干扰,强化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监督机制,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治理水平,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关键词： 环境行政执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衔接  

摘要： 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环境损害具有复杂性、潜在性等特点,环境行政执法权运行的不足促使环境行政监督管理向民主型环境治理路径转变,环境救济模式呈现多种救济路径并存的局面。多元化救济路径并行使得其衔接问题突显出来,环境行政执法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效衔接关系到执法办案效率,是当下较为突出的问题。实现两种路径无缝衔接便于有关部门配合工作、联合发力。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四章:第一章厘清环境行政执法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的基础理论和联系。传统环境行政执法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单向强制性的执法路径为核心,难以实现对损害环境的全面填补,而以磋商和诉讼为路径的赔偿体现了柔性执法和能动司法的特征,弥补了传统环境行政执法的不足。而两者在实践中存在重叠或冲突,有必要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理论理顺两者的关系并实现有效衔接。第二章梳理当前关于环境行政执法与政府索赔衔接的规范和实践现状,并对现状进行评估。分析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政府索赔衔接的现状,为发现问题提供客观依据。第三章总结两种路径衔接时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规范现状和实践现状,发现两种路径衔接时,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均存在问题。一方面,实体层面规制不明确:主体级别不对等导致主体之间缺少联动、主体兼具多重身份引起权力混淆、责任承担设计重叠加重责任人负担、资金用途规制不明造成资金使用重合。另一方面,程序层面各环节不畅通:启动环节案件线索对接不明造成问题线索流失、证据调查环节存在重复工作致使行政资源大量浪费、执法与索赔顺位设置模糊影响执法办案效率。第四章针对两种路径衔接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完善实体规制:扩大索赔权主体范围,便于主体之间的联动;划分执法主体和索赔主体的职能,明确职责分工;厘清责任承担,防止行为人承担重复责任;政府统一监督管理,规范资金的使用。确保程序各环节畅通:建立案件线索移送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向常态化、制度化转变;推行一案双查,由执法机构负责调查取证,节省执法办案成本;调整执法和索赔的顺位安排,实现执法办案效率化。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   行政命令   救济   责令改正  

摘要： 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日益突出,理论界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相关问题引起关注。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负有监管与保护的职责。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面,行政救济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成熟,生态环境损害呈现出司法救济倾向。行政命令作为行政救济手段,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面运用广泛,能够发挥补救、预防以及教育等功能。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面,行政命令主要适用于应急性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的情形。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命令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行政命令在具体适用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责令型行政命令容易与其他责令型行政行为发生混淆以及行政命令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因此,需要明确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的区别,更准确地认定责令型行政命令。同时,需要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行政命令的适用程序以及法律文书的送达时间。此外,生态环境损害行政命令救济方式可能与司法救济方式发生重叠,此时需要通过完善制度规定实现行政命令救济方式与司法救济方式的有效衔接。总之,行政命令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作用,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命令的有关法律规定,健全行政命令救济方式与司法救济方式的衔接制度。

关键词： 环境行政执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刑事司法   衔接  

摘要： 十九大以来,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在法学领域引起了重点关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是目标一致、功能相似的一系列环境救济法律制度的统称,而并非单指某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放眼当下,围绕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我国构建了包括环境行政执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刑事司法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路径并存的救济体系,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效果。为环境公共利益提供了全面有效的保障,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多元机制之间的衔接难题。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环境行政执法具有前置性,以环境行政执法为中心,多元救济机制有效衔接是全面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现实需求与中国路径。揆诸现实,多种救济机制间衔接的问题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济效能的发挥,也造成了行政、司法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以环境行政执法为中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多维衔接机制有助于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优化配置,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结合当前我国立法与实践现状,环境行政执法在与环境刑事司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过程中,存在主体不协调、责任功能重叠、司法权越位等问题。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环境行政执法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提出应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主体与赔偿权利人的协同,坚持程序协调的建议;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衔接,应采取“行政优先,诉讼兜底”以及“多元治理,尊重专长”的衔接原则,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根据诉讼请求的匹配度进行精细化设计,调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的责任方式;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的衔接,应在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环境警察制度,在司法层面完善证据衔接机制,在技术层面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关键词： 生态环境   综合执法   权限配置  

摘要：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的工作从2018年中央发布《指导意见》后,开始逐步地在我国各个地区开展起来。近年来,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权的配置问题承担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实现执法主体精简与整合,有效地提高执法效率,减少执法交叉、执法真空这些都是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优势。但是,新的难题也会在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产生,科学合理地配置执法权是解决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举措。改革中需要关注的焦点则是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权限方面如何优化配置的探讨。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权力配置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执法依据不足、执法权转移方式不科学、执法权统一调度机构缺位、执法权配置的内部关系失衡等。本文为解决我国综合行政改革在生态环境执法配置上的难题和保障我国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的长序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权力优化配置建议。第一部分是分析执法的现状:通过介绍我国在行政管理领域的政策演进历程,对我国综合行政执法有明确的认识;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的立法规范以及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权利配置的概念和独特性,从而为进一步分析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权利配置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是提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权力配置中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缺乏执法依据,执法权力转移模式不科学,缺乏统一的执法权力调度机制,执法权力配置内部关系不平衡。第三部分是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会出现权力配置问题的原因分析。该部分主要就第二部分所提出的执法权限配置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剖析,明确出现这四个方面问题的原因:执法依据与执法实践的差异性明显,执法权转移方式的实践与理论不对应,科学的权力配置需要自上而下的综合执法指导部门,执法权内部权力主体的利益冲突不断。第四部分是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权限的优化配置。该部分主要是根据前文的详细分析,更具有针对性地提出运用法律解决四个权限的优化配置方法:减小执法依据和执法实践的差距,增加执法依据;推动执法权转移实践与理论的统一,加强执法权移转的科学性;科学配置执法权力,统一建立综合执法指导部门;稳定权力主体的利益冲突,平衡执法权内部配置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