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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思政课   社会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融合  

摘要： 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既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之需，也是新时代高等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学理上的互通、内容上的互补、结构上的互融为二者的有机融合与互动奠定了客观基础、找到了理论依据、提供了现实可能。文章以《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一书为基础，探索将“社会主义发展史”注入、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社会主义发展史”注解、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两者之间相互融合、共同建构的可能与方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   中国化  

摘要： 近年来，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调整，发展方式向生态文明转型。在此战略下，未来中国乡村经济要想实现全面发展，应在原来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基础上加入“四产”（生命产业）、“五产”（自然教育）、“六产”（历史传承），以实现乡村生态经济“六产化”。生态文明转型背景下的“两山”理论、“三变”改革与重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其生态文明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实践重点应在广大乡村，应当推进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发展，使乡村的生态要素流入经济领域，在乡村一级市场内部对生态资源进行定价与公司化管理后，配套二级市场经营和三级市场融资发展壮大，从而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中国生态文明转型。

关键词： 斗争精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教学内容  

摘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军队院校学员矢志强军报国,需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通过研究在“马原”课程中强化军队院校学员斗争精神的教学内容着力点,以达到帮助学员更加深入地学懂弄通基本原理,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激发学员提升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的自觉性,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实效提高的目的。

关键词： 张岱年   天人五论   辩证唯物论新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 《天人五论》是张岱年回应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界围绕“中国传统哲学必须实现现代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实现中国化”这双重历史任务而进行理论创造的产物。针对前一历史任务,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家们开启了融汇古今中西哲学与文化创建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高潮,代表性的有熊十力“新唯识论”、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金岳霖“道论”等体系,与这些先生不同的是,张岱年强调中国现代哲学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为根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来创建。促使张岱年认定中国现代哲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为基础来创建的根本原因是,他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武器具体分析了这三种哲学的哲学发展阶段与哲学发展水平,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代表封建农业社会经济基础的落后过时的哲学形态、西方现代哲学代表维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经济基础的处于没落阶段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经济基础的代表未来社会发展趋向的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形态,因此我们要以代表更高哲学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的基础与主体。这一判断与决定使张岱年将第一个历史任务即“中国现代哲学应当如何创建”的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问题转变为了他自觉意识到的第二个历史任务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如何创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问题。而针对第二个历史任务,张岱年指出,要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发挥扩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扩充”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必须批判吸收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成果,其二,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在《哲学思维论》中,张岱年通过批判扬弃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阐发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观,并以这一哲学观为基础确定了辩证唯物论新体系的结构与内容包括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三部分。对于辩证唯物论新体系本体论的建构,在《事理论》中,张岱年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作为现代本体论的核心要义与实质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作为与传统本体论存在根本区别的现代本体论,它的核心要义及实质特征是“不以本体与现象两分”的思维方式,它强调要在经验现象中追求本体,不追求超越现象的玄学本体;但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与同为现代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观念又有根本区别,逻辑实证主义从反对玄学本体、强调只能研究可被经验验证的东西,走向否定从经验去追求本体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则不一样,它反对玄学本体、反对与经验二分的本体,但它仍然坚持人可以在具有历史性、社会性的实践经验中求得本体。张岱年以他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这些深刻理解与把握为基础,确定了以“宇宙论”来命名新哲学体系中宇宙哲学的内容,建构了包括“事”本根论与“一本多级”、“两一”大化论在内的《天人五论》的宇宙论。对于辩证唯物论新体系认识论的建构,张岱年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在感觉经验问题上所存在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根本区别,即辩证唯物论是唯物主义的感觉经验论,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经验论或不可知论,这就意味着张岱年必须在辩证唯物论新体系认识论的建构中扬弃逻辑实证主义的感觉经验论。正因如此,在《知实论》中,张岱年力图从理论上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遭遇的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经验论,即力图从对感觉经验的理论分析与逻辑证明来证实外界的实在,从而建构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感觉经验论,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对于辩证唯物论新体系人生论的建构,在《品德论》中,张岱年以他对人生论在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生论的状况、中国传统哲学人生论的特点与贡献这三个方面的认识与阐发为构筑辩证唯物论人生论的理论前提,并以这三个方面的认识为思想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一本多级”本体论基础、“兼和”价值论准则及“践形”人生理想论在内的辩证唯物论的人生论理论系统。张岱年《天人五论》所建构的辩证唯物论新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域来看,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变革起着主导作用,这也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象始终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及党内人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张岱年20世纪40年代创建的《天人五论》则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历史过程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及党内人士的理论创造,还包括张岱年这样的党外的学术界的学者所孜孜推进的理论构想,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不仅包括党的领袖及党内革命家、理论家,而且还应包括像张岱年这样的党外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第二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及他们的理论创造的意义与价值恰恰常常被我们忽视。张岱年《天人五论》对

关键词： 李大钊   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 20世纪初,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严复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从西方引入进化论,建构了“天演”进化论,其目的是为了求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尽管进化论思潮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救亡图存运动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本质上无法正确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与五四运动的激发下,一部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率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唯物史观取代进化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这一历史进程中,对推动唯物史观在中国出场并广泛传播最有贡献的,当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率先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李大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强调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创造性地阐释了唯物史观,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与内在逻辑。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受到了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伪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曲解和诘难。李大钊正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阵地。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创建现代化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指导社会革命和探索中国道路。因此,李大钊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就已内在地包含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而且正确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大钊最先承担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影响着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回溯李大钊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启示我们必须从“实境”出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   妇女发展  

摘要： 妇女群众的人数占到世界人口的一半,一直在人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家庭中,她们扮演妻子、儿媳、母亲;在社会中,她们扮演公民、学生、消费者、资产的拥有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妇女群众的不可替代体现在人类生产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生产建设中,妇女的发展阶段和解放程度同样也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妇女的发展问题不是从一开始就被提出的,在封建社会,妇女被压迫和奴役的残酷现实一直存在,但妇女问题一直未被正式和严肃提出,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扩大,客观上可以解决妇女问题的物质条件开始形成时,妇女问题才被正式提出。妇女问题的内容、形式、解决途径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呈现,但其实质都是追求和男性平等、同步的发展。因此,妇女发展问题的切实解决是要求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的不同角色中拥有同男子相等的权利和义务,此外要让妇女摆脱自然约束、性别约束和社会约束,最终实现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妇女的发展经历了自己艰难而光辉的岁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妇女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中国妇女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以来的革命、建设、改革中都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随着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妇女各项权利得到完善和保障,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受教育水平迅速上升,管理基层和治理社会的能力显著增强,但在妇女实现发展和自由解放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妇女职业晋升中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参政环节中的比例和结构不均衡;社会文化方面的社会话语权不足等,这致使妇女在两性关系的发展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发展的“实践养成”得不到持续强化和推进。因此,推动妇女良性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基础和指导,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背景和理论基础,系统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观点,总结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在四个历史阶段中的具体实践和取得的成绩,指出当代中国妇女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就业参政、社会、文化角度为促进妇女群体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努力为提升女性素质能力,推动妇女各项权利的行使和权益的保护,促进妇女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党   延安时期   自我革命  

摘要：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克服千难万险,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迈向辉煌,其力量源于党的“自我革命”。延安时期,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目标,在持续推进党的自我斗争、自我革新过程中,推动构建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写就了一段辉煌的自我革命史篇章。 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吸收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这一思想时所表明的政党自我革命具有的理论品格和内在要求,以及列宁在推动政党自我革命中所探寻出的统一思想、执行“铁的纪律”、构筑党内外监督体系、加强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也是在中国境遇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此时党内外危机重重,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就必须及时革除自身“弊病”,将中国共产党锻造成更为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挑起革命的“大梁”。这一时期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实践主要包括:纠正“左”、右倾主义错误倾向,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党内不良风气,纠正审干运动的错误方针。在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要义,以思想革命、组织革命、制度革命、作风革命为抓手,有效纯洁了党内思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培育了优良作风、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在理论维度上开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践维度上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密切了党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筑就了坚实堡垒、为党在全国执政后开展自我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 回望百年党史,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总能在关键时刻不断纠正错误、修正航向,才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风帆劲起、一往无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不动摇,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不松懈,继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社会实践   中国化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快速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革命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革命领袖等人的带领下，马克思主义根植本土，不断中国化，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摘要： 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田鹏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灵魂，又深厚积淀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和鲜明民族特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相结合”的重大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该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也彰显了这一内在要求。